姑苏问善|“断裂”与“延续”:对传统慈善的探讨

2017-12-28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新兴事物如洪流般涌入,良莠不齐。“慈善”也像很多“舶来品”的命运一样在中国突显昂贵,却又在中国环境下被改造的面目全非。中国志士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辩护这一做法,诠释这一现象。然而,真的就是如此嘛?恐怕是 “骄傲”与“失落”的民族自信在捣鬼,前者表现为“中学为体”即以我为主的观念,后者表现为“西学为用”即学习西方先进技艺的需要。进一步分析,我们则看到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时代进步之间深层的矛盾,前进意味着冒险,坚守意味着畏缩。

而今,中国慈善发展仍显不足。我们将目光紧紧盯着国外慈善,学习其先进的慈善组织形式、管理技术,却往往忽视了我们曾经所拥有的根本—中国传统慈善。因此,我们寻“根”中国传统慈善,把一直向“外”的目光回收,向中国古代追问慈善的起源,以潘氏义庄的兴起、发展和消失为例,探讨我国传统慈善文化及其对现代中国慈善的意义。

一、古代义庄的兴起和发展

自北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范氏义庄”。义庄逐渐在江南地区出现,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义庄的兴起和发展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之上。唐代以前,门阀氏族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但随着唐中期科举制度的实施,庶民也可以进入上层社会,致使门阀氏族势力得到极大削弱。到了宋代,因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义庄得以兴起。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摆脱了纯粹的农业生产模式,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中心,这为义庄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此外,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口的急剧增多使得社会问题的激增,由于义庄本身具备一定社会稳定功能,其作为政府统治社会的重要方式被进一步认可。另外,义庄并非独立存在,它的命运与创建它的家族紧紧相连。

1.以仕为业的政治资本。仕宦是封建社会申请设立义庄的准入条件,只有族内子孙取得功名官位,此宗族才有向朝廷申请创置义庄的资格。1769年潘氏家族有了第一个进士,之后子孙又在科举上捷报连连,使其家族政治声望和社会地位日益显赫。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道光十二年翰林院编修潘遵祁携兄弟潘希甫建立的松鳞义庄。仕宦不仅作为义庄创立的准入条件,也为其后来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潘世恩曾位极人臣,其子孙仕宦颇多,因此,族内既可获批义庄,又可获得对应的良田屋舍。为官不仅使家族的社会地位提高,又吸引诸多的外族捐赠者,例如富商大贾、官吏贵胄。因而,松鳞义庄能够因家族仕宦,获取丰厚的资本积累。

从潘氏松鳞义庄创置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如图一所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义庄的发展与宗族仕宦命途紧密相关,二者共历浮沉荣枯。1832-1912年,在封建官制下潘氏宗族与松鳞义庄呈现出发展状态的一致性,二者命途息息相关,荣辱与共。1832-1860年正是潘氏一族仕宦事业的上升期,越来越多的潘氏子孙进入官场,位置最高的已然位极人臣。故而此时松鳞义庄亦在快速成长期,仕宦子孙所在各堂纷纷捐赠义田、经费及屋舍,推动义庄的发展。1860年太平天国战乱,潘氏一族人丁、财产皆损失惨重。义庄诸多地契、庄屋被毁,潘氏与义庄共同遭遇这前所未有的灾难。后来清军攻占苏州,重建地方秩序,潘氏一族才慢慢恢复,此间潘氏子孙受战乱之苦,元气大伤,同治一朝十三年,潘氏无一人中举,直到光绪朝才有所好转,共有8人中举,义庄也得以劫后重生。再到晚清国步日危,废除科举的呼声日高,潘氏一族迷恋仕宦的子孙日趋减少,到1912年辛亥革命废除封建帝制,封建官制就此瓦解。义庄之后的存续与发展便不再依附于宗族的仕宦命途,而是靠潘氏子孙代代维系。

微信图片_20171226163048.png

族内仕宦人数与义庄发展

2.以商贾为业的经济支持。潘氏原本是徽商,在明末清初,潘氏24世祖潘仲兰在江淮间经营盐业,开始在苏州居住。康熙初年,潘氏的第25世祖潘景文(其蔚公)正式定居与苏州,成为大阜潘氏在苏州的始祖,并开始孜孜不倦于功名的追逐,以求进入仕途而振兴家族。然而,科场的竞争虽然公平但也残酷,潘氏在早期的奋斗中饱尝了科举失败的心酸。这使得原本殷实的“素封”之家,因无人料理而逐渐败落。为了支撑整个家庭的正常运作,以及为家族长远发展的考虑,27世祖潘暄的妻子戴氏,遂让次子(潘冕)放弃科举,而维持家业,以供养其父亲和其余兄弟的学业。自此,商业和科举在潘氏家族中开始齐行发展,为后来义庄的成立和发展打下基础。

潘氏经商主要以盐和酱油为主,其中苏南的盐业悉数由潘家垄断并世代经营。“据统计潘氏共开了30几家酱园,以前有个类似酱油业的工会,4个董事3个为潘家人,所以在当时潘家的家业在苏州垄断。如果没有商业的支持,潘家人又如何以安心的念书考取功名,又如何振兴家族。”(访谈记录:20171203)可见,义庄的发展得益于一定的家族经济,其中商贾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义庄的发展。

3.以儒家为基础的思想基础。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本位的国家。苏州大阜潘氏的祖籍——徽州,作为“东南邹鲁”、“程朱故里”,其朱子理学的渗透尤为深入,显著表现为宗族组织的普遍性与稳定性。明末《大阜潘氏宗祠记》云:徽州“俗多尊祖敬宗,名家巨族,无不以宗祠为急务”。宗祠的建立不仅是一个家族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家族的文化旗帜,对于凝聚人心,统帅族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层意义,潘氏乃至徽州其他家族均汲汲于宗祠的创建。     微信图片_20171226163107.jpg

大阜潘氏松鳞义庄庄屋图

松鳞义庄在经过历代族人的努力之后,至民国初年,其义田达到3000余亩,房屋累计达到200余间(道光年间松鳞义庄的结构 图见二)。义庄的成立必须由一定的地位和名望,而且需要雄厚的经济积累。潘氏因其儒商并重的传统,才使松鳞义庄成立、发展与辉煌。

二、松鳞义庄的功能与作用

义庄成立初衷是为了祭祀祖先、救济族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功能作用得以拓展,不仅发挥着祭祀、宗族保障的作用,还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治理作用。以潘氏松鳞义庄为例,它成立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血脉亲情,救济族人、泽被子孙。因此,它主要通过祭祀功能加强宗族内的团结,通过宗族的兴学、助孤寡、养老等功能,强化族人的宗族意识,在保障族人发展的同时推动宗族的发展。当然,义庄并非孤立存在,它还通过积极协助官府收税参与地方事物的管理、发挥一定的社会治理功能。

1.祭祀功能

潘氏松鳞义庄主要以“以专祭祀而恤宗族”为目的,因而在祭祀方面不仅支持着徽州祖墓的祭扫所需要的资金,还维持着苏州的潘氏私祠,确保祭祀资金的持续供给。义庄作为宗族血缘关系共同体的产物,其最首要功能就是祭拜祖先,并让族人意识到“大家是血脉相连,是一个共同体”。每年,潘氏松鳞义庄的庄正都会带领族人在义庄内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2.宗族保障功能

兴学。义学是义庄中的重要功能,也是潘氏家族能够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在同治七年(1868)订立的《松鳞庄增订条例》中明确规定:“子姓读书,最为训族第一事”,在族内不仅扩大了对读书者的资助范围,还设置了定期检查督促的“查课” 制度,以及定期举行模拟科考的“会文课”。在上学当面主要采用补贴学费的形式。在应考方面根据县试、府试、会试的等级,给予考者对应的考试费用,费用从一千文至三千文不等。1905年科举废除后,松鳞义庄于1907年创办了高初两等小学,并聘请高等学堂毕业的知名教员,采用新法教学。该学校对本族子弟一概免收学费,若本族子弟在他处就读的,亦可到义庄领取学费补贴。此外,对报考中学、大学以及出洋留学者也均有资助。(访谈记录:20171203)松鳞义庄在族人教育方面的大力出资,为潘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科举时代,潘氏是著名的科第世家,其先后一共产生了9名进士、32名举人、2名贡生,140名痒生。在科举废除之后,潘氏后人多数考取了理工类院校。

助孤寡。潘氏的妇女如果丧夫,在其未改嫁前,她是可以每月在义庄内领取一定钱粮补助。对于其孩子,义庄将承担其生活、教育(如不适合念书,将会出钱让其学艺)以及婚嫁费用。“一般的人家的女儿都是非常想嫁入我们潘氏的。因为嫁入潘氏是有保障的,不管是孩子出生的养育(不是孤儿的潘氏宗族子嗣,亦可以在义庄领取一定的钱助育,直至十八岁)教育,还是中间的丧夫之类的,都可以在义庄内领取相应的补助。这些补助足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所以一般潘氏妇人在丧夫后也几乎不会改嫁。”(访谈记录20171203)义庄对孤寡的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社会妇女的忠贞和守节的文化传统。据潘氏家谱“旌表录”的记载中,其中共收录节孝烈妇101人(其中烈女1人)。

养老。对族内贫穷无依老人的赡养,也是松鳞义庄其中的重要内容。松鳞义庄规定老人赡养的年岁以五十一岁为始,并划分不同等级,其中51岁-60岁的潘氏族人可以在义庄内每月领取一斗五升米;61岁-70岁可每月领取两斗;71岁-80岁的老人可每月领取二斗四升;81岁-90岁可以领取二斗八升。

助婚丧嫁娶。对于无力开展婚丧嫁娶的潘氏族人,义庄都将予以一定的补助和支持。例如由义庄来为其操持婚丧嫁娶的主要活动。只要是潘家宗族人,义庄都会为其准备一定的嫁妆,虽然不会是很丰富,但相比之下还算得体。(访谈记录20171203)

3.社会治理功能

义庄不仅只是由血缘世系原则衍生出的伦理性共同体,还是基于儒学“家”原理建立的社会组织。在“宗法一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宗族关系的安定是社会秩序的保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正是借助与宗族即领袖宗族的士绅阶层,行政能力非常有限的中华帝国才得以具备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以实现对幅员辽阔的基层有效而简约的治理。义庄的功能的外沿也由此被拓展,不仅只是限于族内的维持和发展,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治理功能。

收族复礼,维持社会秩序。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宗族血缘,其宗族内部的治理在一定程度推动了社会地方的治理。义庄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宗族保障制度,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从经济层面对族人的行为形成了制约。修谱的方式加强了族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由精英阶层向基层社会传播,其中所蕴含的修身齐家之道,则影响族人的思想意识,统一和束缚人们的言行思想,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代征徭役,开展地方治理。明初,朱元璋试图通过里甲制度,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以期取代豪门望族对宗族的控制。但是,在里甲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粮长负担过重,徭役转嫁于小民等,使得里甲制度以失败而告终。最终,民间的治理又重新回归到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地方组织。义庄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义庄利用自身在地方的名望替官府征收赋税徭役;另一方面,义庄还代表地方百姓与官府沟通,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封建社会平民百姓人微言轻,常遇申诉无门的困境,而潘氏一族常有向地方官府上报百姓困境,为百姓解难之善举。潘氏一族声名显赫,在百姓和官府间威望颇高,上传下达,成为了连接百姓和官府的桥梁。甚至在灾荒之年,潘氏会和官府商讨赋税,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访谈记录:20171203)

三、义庄的消失

1937年日军侵华,潘氏一族受战争残害,松鳞义庄也遭到大规模破坏,损失惨重。潘氏族人、义庄管理人员死伤逃亡者大半,房屋遭毁、地契被烧,义庄无以为继,风雨飘摇。衰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松鳞义庄的三千多亩义田全部收回(义庄和祠堂曾先后为敬善中学、悬桥小学使用,后归美术地毯厂。1985年,为工艺美术玩具厂。后归丝绸服装厂至2010年,上海某集团出资修缮,现已经营成酒店。访谈记录:20171203),义庄的组织形式终在历史进程中消亡。

义庄的衰败除了遭受战争破坏这一外部因素,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因素——义庄基本构成要素的解构。上文笔者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剖析义庄存在发展的三大要素:“人”、“田”、“制度”。同样,这三大要素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义庄的消亡。

1.“无人愿为”。人是义庄最核心的要素,其中既包括族内的潘氏子孙,也包括族外的佃农,庄副。宗族子孙世代接力,将义庄奉为使命,竭力维持,使得义庄即便在历史沉浮中几经风雨,仍能够劫后重生。而组织的运转离不开管理者也离不开基层办事人员。庄副的尽职,义庄与佃农关系的稳定等对义庄的繁荣亦起着重要的作用。抗战期间,潘氏族人、义庄管理者、佃农皆伤亡惨重,“人”这一要素的缺失,加速了义庄的衰败。

2.“无田可为”。义田是义庄最主要的经济支持,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财富,义田的多寡良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义庄的繁荣程度。义田数目越多,质量越好,该宗族便可获得更多的粮食和租金,义庄救济族人的能力则越强。1950年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松鳞义庄的两千六百多亩义田全部收回,由此义庄彻底消亡。

3.“无制度能为”。义庄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质。封建土地制度赋予了宗族义庄大量囤积土地的合法性;封建官僚制度使举业兴旺的家族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壮大义庄;封建等级制度是义庄运作中不平等雇佣关系的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义庄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不再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会被新事物所取代。

微信图片_20171226163116.jpg

潘氏松鳞义庄南门图


四、义庄与慈善的思考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涌现了近几百个义庄,并由各自的家族和家族分支进行管理。义庄的模式,即通过购买土地获取租金,并用租金来维系各项义庄事务开销的运行方式,其模式与今日基金会管理模式类似。购买田产来提供可持续的收入的义庄模式,虽然已经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其经营模式和原理却仍旧值得当今的慈善组织借鉴。

1.义庄的慈善性

顾名思义,义庄来源于“义”而有别于“私”,其中包含着更多慈善行为。按照义庄田产的作用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奉公田、报本田、敦睦田、嘉礼田、凶礼田、劝学田、备荒田等,涉及了济贫、养老、备荒、助学、襄助红白喜事等诸多方面。相关学者指出,通过义庄的收入办理教养救济等事业,使得同宗族之人能够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婚丧有助、鳏寡孤独废疾有恤。换言之就是形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宗族保障机制。例如,以“月米”的形式补贴族内老人、寡妇;给成绩优异的儿童和考生发放补助等等。

对于义庄的慈善性质,我们仍需要批判性的看待。首先,义庄是基于带有慈善目的土地兼并和原始积累,其是否是披着慈善“外衣”的剥削,值得进一步思考。其次,义庄有别于其他的善会,善堂等,是出于满足宗族传承的目的,只对同一个宗族的成员负责。正如相关学者所述,义庄作为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其目标是要做大做强,并把这块精心制作的大蛋糕进行族内的再分配,实现宗族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即使义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族内的社会关系,缓和了族内的矛盾。然而,它所带来的族内外财富差异是客观的,实际上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再次,作为封建礼教宗法的代言人和执法机构,宗祠以及义庄在资助安排和奖惩措施上,比如通过经济资助,鼓励寡妇守节而终,是否合理仍值得进一步考究。

2.义庄与西方慈善文化

在现代,我们谈到家族慈善基金会时,第一印象总是国外的家族慈善模式和西方的基金会。但实际上,我们认为义庄是中国的一种古老但不失时代特点的家族慈善模式,即使它们的规模和影响,无法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现代家族慈善机构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能就此忽视了义庄的存在,以及当前慈善发展的影响。诺贝尔在生前计划好的诺贝尔奖和其基金,是因为他考虑到了科学技术对于一个时代,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而明清之际的儒绅贵族,还没有能够将人类福祉提高到家族福祉之上,但却是也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起到了一定的不可抹杀的作用。潘氏家族在访谈中也向我们表明,如今的潘氏家族成员多在医院,高校就业,不能不说与潘氏家族和义庄对于教育的重视有很重要的关系。

因此,我们今天在探讨中外慈善文化的区别时,也不能忽视在历史上出现过义庄的家族慈善以及善堂善会等各种慈善机构在当时社会的意义。即使当代慈善与古代慈善之间出现了因为历史、政治及文化原因而发生了断裂。但古代慈善的确实存在,证明了中国人对于行善的向往和追求。恰如范仲淹,冯桂芬,潘曾沂,余治在内的传统慈善家,对于今日的借鉴意义,不输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义庄和传统慈善的繁荣也证明了,在任何文化的土壤下,不仅仅是基督教,新教,包括佛教,儒家文化在内的其它文化,都可以产生无私奉献,劝人向善的风气和实践。

3.义庄与慈善组织

 尽管,现有的国家制度和法规,已经取代了古代的“宗法一体制”的治理方式,社会中的各类组织也替代了传统社会中的“义庄”、“善堂”等民间社会治理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但是,通过义庄繁荣与兴盛的历史我们依旧可以发现,传统的义庄和现在的民间慈善组织依旧需要国家的赋权,其只有与政府密切合作,才能做到高效而全面的社会治理。

我们现代所说的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非营利机构)的协同发展,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实际已经出现。一方面,政府的鼓励和合作,有助于慈善机构获得公信力,得到有效的监管,促进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慈善与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稳定,协助政府管理,赈灾,扶贫,助学等广泛的目的可以起到积极而有益的作用。另外,从明清时期义庄的建立过程和其资金来源也得以看出,非营利机构的使命和作用,有赖于商品经济带来的利润与资本,并可以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减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依赖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富人们的奉献和高瞻远瞩,以及对资金使用的专业管理和有效监督。

五、结语

义庄的衰败与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封建制度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封建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在历史上发挥过的作用,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旧事物的消亡并不意味着是历史对其的全盘否定,尽管“义庄”的外壳和形式已然是消亡了,但其在历史上发挥过的慈善救济作用仍值得后世赞誉,其生发的慈善精神更值得我们传承。

对于“义庄”的研究,我们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他是不是存在或消失,而应该更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在封建社会民间自治组织可以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和功能,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和精神。当前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为何是处境堪忧,或者说是进退两难?回溯历史,以古鉴今,或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


[1]义庄:在调查访谈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义庄是古代大家族为了维持宗族的发展而运营田庄以及开展族内救助的地方。伴随着族内田地的增多(500亩为半庄,1000亩为义庄),义田不仅能支付起祭祀所需的费用,而且能在族内开展一定的救助,因而人们设置了义庄以专门运营以及管理义田的同时,开展族内救助。

[2]李学如:《宗族义庄维系基层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3第004版。

[3]李湘云:《江南义庄及其文化遗产》,《唯实·文史长廊》2017年第9期。

[4]袁灿兴:《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5]本图中义田数据主要通过对松鳞义庄的原始资料,统计其关键年份的相关数据。红色虚线部分数据缺失,无明确记载,故而暂无法准确画出走势;宗族的举业发展即以苏州潘氏中仕宦人数及其品级来反映,图中的折线为其大致的走势,主要通过查找《大阜潘氏支谱》。

[6]李秋香,陈志华:《宗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7]据对潘氏后人的访谈得知,其因为距离松鳞义庄的学校太远,而只能在其余的学校就读,但是仍能拿着学校的收据去义庄报销。

[8]据1992年新编《大阜潘氏支谱》的资料统计,清末至民国渐渐出生的潘氏族人,共有56名大学生。

[9]据清朝的规定,只有年龄未超过30岁守寡,且死者至少10年以上,生者必须守寡至少20年以上,才有资格获取旌表。

[10]旌表录:《大阜潘氏支谱:副编卷8[Z].民国十六年(1927)编。

[11]《大阜潘氏之谱》附编巻2《松鳞庄赡族规条》

[12]朱林方:《宗法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样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3]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14]王卫平,黄鸿山,《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3年04期。

[15]李学如,王卫平《近代苏南义庄的宗族保障制度》,《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16]李学如,王卫平《近代苏南义庄的宗族保障制度》,《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姑苏问善  义庄组                            

黄刚(组长)、王媛妮、王丹林,袁梅、孟驰

微信图片_201712261631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