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问善|“网红”普济堂是如何炼成的

2017-12-29

写在最前面

感谢资助方,感谢主办方,让我们来自甘肃、重庆、中山、北京、苏州的6位热爱传统公益的研习者有了一次愉快的姑苏问善之旅。

这一次,我们的选题是善堂善会方向。普济堂是我们要研究的载体。我们选择了文献检索、比较分析、实地考察、走访调研等方法相结合。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发现由清代宫廷御用艺人陈明智创立的慈善机构在当时很火很红,当时达官贵人,绅士们都以捐赠普济堂为“时髦”。于是,我们的问题来了:普济堂为什么那么火?普济堂是如何成为彼时慈善界“网红”的?

而纵观当下,我们的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当中,大多数都面临着缺人才缺资金、缺资源、缺项目等共性问题。

时光穿梭,回到古代,普济堂是如何突破这些瓶颈的呢?

于是,我们的穿越之旅开始了。我们将从品牌,战略,项目,传播四大维度,进行深度探究、挖掘,知古鉴今,将这位网红的秘密,带回现代,给当下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参考与养分。

本次调研研究成果也将抛弃学术路线,而是回归到当下社会组织最关注的痛点出发,以《“网红”普济堂是如何炼成的》为主题,分别从品牌,战略,项目,传播等维度为切入点,以故事的形式,加以适合当下阅读习惯的轻松语音,进行呈现。

最后,希望我们在姑苏问善的公益路上走一走,能够为当下的社会组织留下一些参照与思考。

 

姑苏问善研习社善会组

2017年12月3日


“网红”普济堂是如何炼成的


2017年 12月1日,苏州。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穿梭江南水乡,浓浓吴音,翠绿山水,杏叶起舞。

恍然步入时光机,穿越到清代。

虎丘山下,山塘河边,

寻访到一位“网红”:

它颜值很高:

明代开国皇臣刘伯温私宅定园所在地

唐伯虎有没有点过秋香,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唐伯虎以及祝允明、沈周、文征明等明代才子都曾到此游历,泛舟饮酒,吟诗作画,留下许多传奇佳话与诗作。


它发生于京师,明星级创始人为演艺圈红人,专业宫廷御用18年,

清代骨灰级大V康熙、乾隆都为它代言

前者御笔题词,曹雪芹父亲护送匾额

后者多次游历,并赋诗题词

它是传播能手,超级会讲故事

太湖船难事件竟然让土豪们都争相与它成为朋友并支持它

它的项目也很另类,专业为老男人服务,并顺应时机打造衍生服务,比如渡船收息,甚至祈福求平安

是的,这就是我们邂逅的“网红”级慈善机构

普济堂。


那么,普济堂是如何成为“网红”的呢?


我们决定,暂时放弃回到现代的机会,一起从品牌,战略,项目,传播四大维度,进行深度探究、挖掘,知古鉴今,将这位网红的秘密,带回现代,给当下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参考与养分。

 

Part 1

有一种时髦叫捐赠普济堂

 

我们一行六人穿越到三百年前的江南。

在山塘街,身穿大衣、羽绒服、冲锋衣,拿着iPhone的我们变成了“异类”。有位胆大的屠夫向我们走了过来,把我们带到街巷僻静处。有一位唱昆曲的歌手,也围了过来。

我们决定,采访他们两人。

“您好!我们是传益TV的,请问您们这里现在最时髦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屠夫与歌手异口同声来抢答。不过,却给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屠夫说,最时髦的事情是一起来扒皇帝南巡那些事儿。

他说的这位皇帝,我们是知道的。他叫康熙。

八岁登基, 十六岁亲政,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擒鳌拜、平三藩、平定葛尔丹叛乱,政绩斐然。当时的江南,正是这位清朝首席CEO康熙帝最热衷去旅游的地方。《枝巢清宫词》中说,“苏浙南巡六度临,宫中从此有南音”。

康熙帝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31岁,到四十六年(1707年)54岁,六下江南,共520天。他是清朝12位皇帝中,第一位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条大江河的皇帝,开创了清帝南巡的先例。

屠夫可能不知道,三百年后,这些都成为了文人墨客的灵感,他们所八卦的事情都成为了诸如《鹿鼎记》这样小说的题材。而他可能还是小说中某一个甲乙丙丁。

歌手却告诉我们,现在向普济堂捐款最时髦。大户人家请他去演出的时候,他总能带回很多新闻。比如,张家老爷六十大寿,捐田地多少亩;李家少爷经商,刚刚捐了多少钱财。

此话应该也不假。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就报道过这种时尚潮流:“吴中富厚之家多乐于为善,冬则施衣被,夏则施帐扇……岁荒则施粥米。近时又开乐善好施坊例,社仓、义仓给奖议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

歌手告诉我们,像普济堂这样的善堂承担着社区民众之间的扶贫帮困、救济救难的角色。而善堂的创始人多为地方贤达、著名人士,这些在事业小有成就的人为了中年不油腻,老年不虚度,百年后有碑刻,在赡老、育孤、施药、助衣、代葬、收瘞路尸、栖流、救生、惜字、水龙(消防)救难、义学等方方面面,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各施其法,各有精彩。

普济堂在哪里?

歌手告诉我们,普济堂位于虎丘山塘下塘,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的偶像陈明智是创始人。这位创始人是御用歌手(主攻昆曲以宫廷演艺艺术总监)。陈明智退出演艺圈之后,因念人之老、病、贫、残,遂苦心矢志,向人募集资金,收养老病残疾无依贫民,供给衣食医药,并有顾如龙、顾时中鼎力相助,共同建立。该堂主要收养贫病无依的男子,供给衣物药物.

普济堂后来的故事,在穿越之前,在故纸堆里我们是略有所闻的。

据说,后来乾隆三年,盘门外还有一个女普济。为了区别,所以又称为男普济堂。1927年由吴县公益局接收,改称第一养老院,1930年隶属吴县救济院,收容老弱残废无人赡养之男女,并授以轻工作,使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1959年,在此基础上,成立苏州市社会福利院,延续至今。

歌手可能不知道,在他这个时代的普济堂,后来被很多人研究。巧合的是,有一位叫夫马进的日本学者,他在研究普济堂相关史料,看到民间以捐赠普济堂为荣的时候,恰好也提到了“时髦”一词。

这个陈明智,铁定不一般,不去造访,枉费时光机开动一回。

 

Part 2  

品牌篇源自京师 明星缔造

 

善堂善会出现于明末年初,在清朝达到了兴盛。善堂善会是新型的社会慈善组织,它建立在个人自愿参加、以实际善举为目的的、以自由结社和社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其组织形式类似当下所呈现的社团法人。善堂最初的意义是具体实施善举的场所和设施,或指称将受救济人集中于一处的堂养救济方式。

普济堂作为善堂善会的一种形式,之所以一在苏州登场,便成为当下慈善界的爆款,与它的明星级创始人陈明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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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智是清初著名昆曲名伶,出生苏州甪直,小时候家里穷,很早便出来投靠丐帮,做了小叫花子。陈明智,人如其名,即便是讨饭这个事情,他都能“明智”地添加新鲜元素,比如,一边乞讨一边唱上几句好听的曲子,所以业绩也比其他人略好一些。

后来,山塘街豆腐店吴老板收留了陈明智。尽管人们形容当时最苦的三个职业:撑船、打铁、磨豆腐,但是对于陈明智来说,结束风餐露宿,有了固定的办公室,已是万幸。

而他不知道,好事还有更多。

在为一户人家送豆腐的时候,陈明智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折点。这户人家请了“寒香班”在家里唱堂会。陈明智忍不住跟着咿咿呀呀哼了起来。擅于挖掘人才的“寒香班”曹老板见得陈明智入腔入调,有板有眼,且声音洪亮、出相大方,便想把他收来学戏。

陈明智自然心生欢喜,不过他很担心豆腐店吴老板不同意。结果巧合的是,豆腐店的吴老板与“寒香班”曹老板是旧友,一说这事就成了。于是,陈明智就离开豆腐店成为戏班的“净角”,从此开始进入演艺圈。

经过学习,陈明智掌握了当时诸如《白蛇传》、《金山寺》、《断桥》等点唱率TOP10的昆曲,并成为了台柱。

陈明智跟着“寒香班”穿街过巷,逢场作戏,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不过好景不长,有一年秋天,陈明智患了疟疾。草台班养不起一个需要休养且还得花钱医治的戏子,便把陈明智骗上岸,无情地抛弃了他。昏倒在龙华庵前的陈明智只得闭目等死。从寺庙侧门走出来的小和尚想要收留他,却被铁石心肠的师父制止了。

半夜,外出挑水的小和尚发现陈明智还在墙脚下,便扶起陈明智进了寺院。此后,小和尚瞒着师傅偷偷地给陈明智送来一日三餐。但好景不长,事情终于被小和尚的师傅发觉了。火冒三丈的他将两人赶出了龙华庵。

后来,此前的豆腐店吴老板再次收留了陈明智。陈明智又做回了磨豆腐的本行。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南巡苏州,龙船行驶到山塘河野芳浜口,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唱戏的声音。康熙皇帝从未听过如此悦耳动听的戏曲,就叫太监循声找寻,发现是陈明智在唱戏,于是把陈明智喊到船上御前演唱。陈明智放声唱了《玉簪记》“偷诗”、《长生殿》“小宴”、《牡丹亭》“寻梦”……一曲曲、一段段,唱得余音缭绕、委婉动听。

康熙皇帝是个禀赋优秀、天资聪明的人,对儒学、佛学、天文、地理、医学、算术都很有研究;对音乐律法、戏文语言尤其精通。陈明智的昆曲唱腔,听得康熙皇帝龙颜大悦,把陈明智带进宫去,任御前廷尉戏班教习。

就这样,陈明智奉诏随帝进京,入宫中任宫廷演艺教习二十年之久。许多嫔妃、宫娥、彩女、太监、官员,都拜陈明智为师,渐渐地也能哼上一二句、一二段昆曲了。可以说,陈明智为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昆曲弟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菊庄新话》曾载陈明智演昆剧《千斤记》:"优之例:凡受值,剧十色各自往。一色或遘疾,或以事不得与,则专责诸司衣笥者,别征一人以代。"陈明智在江南成为了传奇人物。但岁月流逝,垂垂老矣的陈明智向康熙告老还乡。

康熙准奏,并且给陈明智赏赐了顶七品官帽。陈明智想到了自己流落街头的童年、想到了自己病倒山塘的悲苦、想到了自己孤苦的晚年,想到了还有多少鳏寡孤独的穷苦人需要得到收留救济和帮助。同理心爆棚,于是他启奏康熙皇帝,苏州山塘街有一处宅第,如果获赏,他将把它改成一座救济穷苦孤老的善堂。康熙皇帝频频点头,夸奖陈明智有善心,恩准了陈明智的请求,把山塘街的一处宅第赏赐给了他。

这处宅第正是明代开国皇臣刘伯温私宅——定园。

回得苏州,当地的达官贵人、富商大户顾如龙、顾时中等,听说陈明智奉旨开设善堂,都纷纷出钱出力,共举善事。经过整修改造,普济堂终于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落成了。

普济堂里建有100多个房舍,收留了350多个流落街头的贫困鳏寡老人、寒士、孤儿、残疾人、孤老,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等……

普济堂,其实并非苏州首创。最早的普济堂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士民公建于北京广宁门外,康熙皇帝还特地题写了御制碑文及“膏泽回春”匾额。由于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褒奖,京师普济堂的影响逐渐扩大。普济堂在收养“老疾无依之人”方面成效显著,且不需动用国库而完全由民间社会筹资兴办,在乐善好义提倡社会好风俗方面起到了典范作用,故后来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他还要求地方政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由此普济堂的设置一时成为时尚,极为盛行。

陈明智因在京师,曾有所闻,经过考察之后,便将这个品牌引入苏州。

明星级创始人,加上本地权贵们的鼎力相助,最重要的还在于有了康熙帝的恩准作为背书,苏州普济堂,天生就是网红的料。

 

Part 3  战略篇

“官民合作”为爱轮流坐庄

 

一个机构,从无到有,从零起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战略是社会组织面对社会的变化与严峻挑战的环境,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那么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纵观普济堂的战略,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普济堂而言,不管是选址,或后期的“官民合作”的模式,都在当下为其成为“网红”加足了分。

让我们先看看这普济堂所在的定园有什么来头。

定园位于虎丘山南麓古茶花村内,占地一百多亩,园内湖名叫塔影湖,及各类修复遗址30多处。定园为明代刘伯温的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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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1311年7月1日-1375年4月16日)为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元末明初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使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亮。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相传当年刘伯温为躲避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锋芒引来的暗害而让儿子对外发布他已经身亡的消息,然后隐居在他自己建造的私宅中安度晚年。

定园在刘伯温之后几易其主。不过,并没有影响其此后一波文艺青年中成为出游文艺之选。比如,江南多名士,明朝中期唐寅、祝允明、沈周、文征明等都曾到定园游历,他们泛舟饮酒,吟诗作画。

鉴于此,陈明智向康熙告老还乡的时候,选择定园作为普济堂的创建地,也不足为奇了。

现在,当你游览定园,步入其中,便能够看到陈明智的雕像,以及碑刻铭记他开创普济堂的功德。深谙历史的导游会告诉你,定园最后一任主人便是陈明智。

定园内有座靠墙而建的“半亭”引人瞩目,普通亭子一般都有四根亭柱,但这座亭子只有2根亭柱,亭中央紧靠墙壁处立着的一块高2.8米、黑底白字的石碑,碑额上刻有云龙图案。石碑上刻有康熙写给普济堂开堂的御笔贺词。诗文为:“闻得吴中好民风,鳏寡孤独得蔽容。浮图未必修七级,瓦堂十楹堪与同。”

地址选定了之后,普济堂就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可持续发展!

为了创建普济堂,陈明智回到苏州之后,率先倡议,呼吁官宦士绅与商家,募集建堂,各界皆为其义情所动,捐献甚多,就买址普济桥下塘筑成大堂,收养贫病之民,供以衣食医药。

事迹上报康熙皇帝,皇帝特为亲笔提“香岩普济”之匾额以赐。乾隆时又两次下诏旨,拨官银为置田产以充经费,地方人士也乐助田产二三百亩。乾隆中期,苏州巡抚陈宏谋专派一姓潘的督粮官议立条规,按条例经管。

作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救助事业百花齐放。这些满足当下社会需求,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慈善机构,都得到了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共同给力,呈现出“官民合作”的模式。

他们大都体现为,一为地方绅士发起,官府在合适的时候介入,提供支持和经费,即民办官助。另外的一种则相反,先是由官府倡导设立,后得到在地绅士和商人等地方有力者的支持与捐助,官办民助。

普济堂正是“官民合作”模式的代表机构之一,且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段时期为官方与民间相互轮流“坐庄”。

据文献记载,创建初期的普济堂由地方绅士管理,沿至乾隆二十七年,转由官方直接掌管。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显示,在乾隆二十七年苏州普济堂归官经理以后不久,曾一度回归“民营”;乾隆五十六年,又变为官营;道光十二年,再转为民营。

这种反反复复,足以见得普济堂的经费来源更多来自于官方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使得官方实际掌控着普济堂的走向,以致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改变其管理方式。 而且,乾隆二十七年之后普济堂所谓的民营,也只是体现为由地方绅士担任“董事”一职上,但这时的董事已不再是自愿担任,而是由地方官府强制或半强制地委派了,所谓“以郡城殷实富户轮年递充司事,蝉联举报,而富户每视为畏途”,以至于担任普济堂董事的地方富户不禁发出“畏堂如畏虎”的感慨。

清朝善会善堂的兴起是在明末结社潮流盛行、商业都市兴起及士绅网络形成、佛教“生生”思想普及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在产生之初是较为纯粹的自治组织有着自己完善自治管理制度包括在人事方面的会员制、轮值制和董事制、资产筹集与运营制度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征信制度等。但是随着官方对善会善堂制度的推行许多善会善堂一步步发展为官僚化的组织。对举办善举的士绅而言,慈善已不再是自发自愿的事业,而是异化为一种负担和徭役。

不过,这种历史时期的“强制或半强制”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普济堂比同时期那些纯民间的机构,更具有稳定性,才会走得更远,才会能够顺利践行自己的服务社会的使命。如果一个机构连经费来源都无法保障,自己都成为社会难题的,又如何去为需要帮助的群体服务?

 

Part 4项目篇

从拳头产品到另类衍生服务

 

踱步普济堂附近的普济桥,在桥墩,乃至普济堂,所存的八块石碑,都能看到当时民众对普济堂的称呼常常称之为“男普济”。原来在陈明智创立之初,受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就只收容贫病无依的男子,因次通常也被称为男普济堂。

有关史料记载,乾隆三年,苏州人吴三复创设了女普济堂收养病妇,曾占地“二十八顷七十一亩”。

普济堂里建有100多个房舍,收留了350多个流落街头的贫困鳏寡老人、寒士、孤儿、残疾人、孤老,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等。其施济内容包含四方面:

一、“资之口食,授之布絮”,以维持收养对象的生活;

二、备有医药器具,对病者实行治疗;

三、对外来者提供路费,令其各归其乡,各谋其生;

四、对死亡者提供棺木,使死有所葬,不至露骨野外。

正如普济堂现存碑刻《苏州府为普济堂处理尸棺给示碑》记载,“切堂收养四方无告病茕,生养死葬医药一切及夏发蚊帐、冬给棉被袄裤,无不周备”。

有着慈善性质的普济堂在当地官府和民间的支持下,曾一度达到鼎盛,但随着收容人口增多和社会的动荡,普济堂的经营状况逐渐变得拮据起来。普济堂收容的多是沿街乞讨的乞丐、老人,每人每天或为两饭一粥,或为两粥一饭,逢年过节才会加给荤菜。为此,苏州当地人都把普济堂称为“叫花普济堂”。

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的状况,道光年间普济堂创新拓展,进军“服务业”——渡船收息。

《苏州府为男普济设立渡船给示保护碑》记录了这一个创新之举:“所收渡船租息,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散给堂内病茕,每名八文,稍资膳菜之需等情。”当时普济堂在阊门外设立两只渡船,所收渡船租息每月分为两次发给堂中的老弱病残,每人八文钱。苏州知府则将此制度立案,并发给告示对渡船进行保护,这样既保护了船主的利益,又保证普济堂有了固定收入来源。

除此之外,普济堂还有一个更另类的“服务”:祈福保平安。

在苏州福利院现存的碑廊里,有一块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立下的石碑,碑文的撰写者是苏州当地的香山船户,碑文的大致内容为:香山船户姚宏才等人经营着12艘运输船,分为两班,停泊在万年桥东堍臭弄口。当年二月间,船员们在太湖遇险,大难不死。于是众人便商定行善积德:“情愿每月捐钱一千二百文,月底交男普济堂……既出自愿,应准照数捐济,永远遵守。”

苏州乃江南水乡,因为有了姚宏才这样的船户作为引领者,其他船户也纷纷跟进,向普济堂之类的慈善机构捐钱祈福。一时间,普济堂也成为了苏州船户心目中一个可以消灾避难的场所。

 

Part 5 传播篇

讲故事高手在民间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白岩松在他的《白说》里则告诉大家这个时代的传播已经不止于简单的5W(who、what、when、where、why),它而是着眼于讲故事。硬性的广告绝对不是首选,软性的故事才能玩活品牌。因为喜欢听故事是人们的共性,不管地域相距多么遥远、肤色差别多么明显、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多么不同,善讲故事和乐听故事都可以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普济堂有多会讲故事?穿越时空,我们发现,获得康熙乾隆等“大V”加持的普济堂,不单单会讲故事,还是事件营销高手。

普济堂的故事从“香岩普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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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曲径通幽的回廊,在定园里的一条小河边,你可以看到了一方刻着绿色繁体字“香岩”的顽石,岸边种满了梅花。导游带着游客来了一拨又一拨,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导游词更多的是教游客怎么去通过触摸“香岩”以带来好运气。

殊不知,就这么一块石头背后的故事有多美妙。据传,当年康熙巡游山塘,被一阵花香吸引到此,就题下了“香岩”两字。后来陈明智将普济堂开在香岩附近,康熙御赐“香岩普济”匾额,就成为了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初三,康熙皇帝的御赐匾额“香岩普济”,成为普济堂建堂以来最珍贵的礼物。

而当年负责从帝都送来这块匾额的人也是大有来头,在负责此事的两名官员中,就有曹雪芹的父亲曹頫。1975年版中华书局《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有一份《苏州织造李煦奏与曹頫同挂普济堂御书匾额情形摺》,根据这份奏折的描述,当时悬挂的礼仪很隆重,当地官员率百姓前往设香案,叩头拜谢皇恩,当地百姓还为康熙皇帝诵经三日。

康熙皇帝认为这样的仪式太过隆重,因此在朱批上写下了“此匾不该如此张扬”的话。当然,话虽如此说,在民间皇恩浩荡,皇帝自然心生欢喜。

康熙这位“大V”给普济堂“加持”,使得捐赠普济堂成为“时髦”,不足为奇。

普济堂还是事件营销高手。前面提到的太湖遇险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道光二十九年二月,香山船户姚宏才等人经营的船户,在太湖遇险,大难不死。众人认为这是普济堂在保佑,于是,立下誓言,甚至勒碑为铭,成为普济堂的月捐用户。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要还。在太湖上行船,难免不会遇到自然灾害。能否化险为夷,天时地利人和都相关。当然,捐赠普济堂祈求平安,更多是满足船户心理上的诉求。太湖事件,也因此渐渐演变成为一种行为方式:捐赠,等于祈福,求平安。

此外,在传播手法上,普济堂也巧妙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碑刻方式,以石碑铭记与普济堂相关的种种。

碑刻文化源远流长,许慎在《说文》中说“碑,竖石也”。刻石记事铭文起源甚早,与甲骨文、钟鼎文同期萌芽于殷商时代。“管子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按碑的功用区分,有功德碑、记事碑、庙碑、神道碑、墓碑等。

夏冰在《苏州男普济堂的一组碑刻史料》点校了七篇碑文,系清乾隆五十六年至咸丰四年期间历届官府为男普济堂所发公文告示,涉及人员、经费、运作、捐赠等多方面。

碑文包括《苏州府督粮同知奉宪将男普济堂接受归官经理碑》、《苏州府为男普济堂设立渡船给示保护碑》、《苏州府为男普济堂支取经费给示碑》、《苏州府为普济堂处理尸官给示碑》、《苏州府为香山船户自愿捐济普男普济堂给示碑》等等不一而足。

 

Part 6 结语


在成立之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普济堂以其独特的背景,以及在历史进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网红”气质,使得其成为了榜样。

300年,尽管历经战火和时代变迁,可普济堂始终没有中断过救济工作。

1927年,普济堂由吴县公益局接收,改称为“第一养老院”,其后又经历了2次更名。1959年,该院改名为苏州市社会福利院,由当地政府管理,延续至今。

昔日“网红”,在今天依然践行着其救济的使命。这种坚持,对于当下的社会组织无疑是榜样,是力量。

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支持,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比上年增长6.0%;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763.7万人,比上年增长3.9%。接收各类社会捐赠786.7亿元。

在这庞大的数据背后,大多数初创型社会组织都面临着相同的痛点:缺资金、缺项目、缺人才、缺资源。

希望,这一次穿越之旅,能够为被这些痛点困扰的社会组织,带来一些思考。普济堂的品牌,战略,项目,传播四大维度,无可复制。但,有心的深度探究、挖掘,知古鉴今,你将会从这“网红”的秘密当中,汲取养分。

 

参考文献:

[1]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2]夫马进,2005,《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武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3]王卫平,2000,《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江海学刊》第1期。

[4]李芳,2006,《清代善会善堂自治制度探悉》

[5]《苏州史志》2000年刊

[6]夏冰,2004,《苏州男普济堂的一组碑刻史料》



姑苏问善  善堂组

何泛泛(组长)、郭进萍、周剑波、冯文源、孙玉锋、孙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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