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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在东林书院,来一场对善与义的表白

2019-06-04

2017年4月15日,由敦和基金会主办、传统公益研究社群与无锡东林书院承办、无锡东林文化研究会协办的“2017春季雅集——传统公益探索与发现”在江苏省无锡东林书院风雅举办。

参加此次雅集的嘉宾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深圳、郑州、杭州、宁波、新疆等地,约60位贤人雅士齐聚东林书院道南祠,共同探索中国传统公益。

众人向先贤杨时先生行礼


雅集开始前,在场所有人起立,双手抱起,端身正衣,整肃衣冠,由东林书院主任荣骏炎先生,带领大家向文化巨匠、东林书院创始人杨时先生四拜,致敬先贤。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致辞

“当前中国的公益领域,存在着三个割裂:西方理论与本土文化的割裂、公益与文化的割裂、现代与传统的割裂。基于上述观察,为了更好地支持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2016年年初,敦和基金会在原有的国学传承、公益支持两个资助领域之外,新开拓公益文化这一资助领域,专门资助公益慈善文化领域的相关项目。传统公益探索与发现这个项目,就是公益文化这个专门的资助领域启动之初的一个特色项目,我要感谢传统公益研究社群的小伙伴们的认可和参与,相信这个项目将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丰富的可能性,比如传统文化的理念如何滋养现代公益,传统公益的方法、工具等如何移花接木到当前公益界,如何逐渐建立中国公益行业的本土话语体系等等。”

说到传统公益,她深情回忆了她爷爷自发修路的故事:

“哪里的路面塌陷了,或者坑洼太大,他就停下来,从附近寻找石块或者土块,把路面填补好、认真的夯实。修路这件事情,我爷爷一直做到了他70多岁老了干不动农活为止。我感到十分的自豪,希望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也相信,正是祖祖辈辈、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普通人,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实现生生不息,让中华文化实现绵延不绝。”

东林书院主任荣骏炎致辞

无锡东林书院主任荣骏炎先生在致辞中介绍道,创建于北宋1111年的东林书院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有重要地位,是重要的活动中心和一流的文化论坛。顾宪成先生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励了许多代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长盛不衰。

荣主任指出,东林书院与公益密不可分,因为它是民间书院,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等发起倡议由当地的乡绅与官员等共同捐资修复了东林书院。以后讲学期间也主要依靠乡绅们捐助的200亩学田产生的收入来维持东林书院。

当时的租金可以提供当时大部分的开支,甚至包括学院的维修费、学子在书院学习的费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费保障,书院为有意愿读书的人提供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并给通过考试的优秀学子奖励。

东林书院不同于官方的机构,在学术上更自由,因此吸引了很多有理想抱负的学者来讲会,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思辨,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琅琅读书在东林”诵读活动,每周六、日都有孩子前来参加。今天的东林书院还是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不断探索公益的发展。

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文致辞

来无锡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林书院,不过在十多年前便受东林书院那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影响。在学校的时候我跟老师常说“一个人的肩膀比脑袋重要,聪明人太多,有担当者才有未来”,因此,通过自己的方式,唤醒更多的大学生去关注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和发生的故事,并为此做出改变,是那时候我们努力做的事情。在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困难,有时候也会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2010年,我加入灵山,第一次接触佛教,为了给灵山慈善基金会找一个“魂”,我翻阅了赵朴初老先生当初给灵山的定位,“践履人间佛教,净化世道人心”便成了机构的使命。慈善是佛教弘法利生的方便法门,通过慈善让公众了解并认可“好人有好报”这样的朴素因果观。“从善”十余载,尤其是加入灵山这七年,我越来越觉得,慈善不是一部分人去救助另外一部分人,更不是我们去救助他们,而是我们需要在这过程中,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懂得感恩,明确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这些是传统智慧对于当下公益的意义,我们要向前走,而当下又没有哲学支撑,只能向传统去找,而找的是魂,是思想,不能存于形式。

       

雅集现场发布了《2016-2017年度传统公益民间观察报告》,这是在敦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2016年初诞生于民间的公益研究平台传统公益研究社群为期一年的探索成果。

传益社认为,传统公益是古人以民间智慧,共同出资出力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众人出力,众人受益,修路、筑桥、建亭可谓是最原始、最广泛的传统公益案例。至今在乡间古镇,随处可见功德碑、芳名录、红榜告示。千百年来传统公益在民间一直存在,且运行良好。

在这份二十多万字的报告里,传统公益研究社群从古人的生活十个维度入手,从生死、教育、交通、医疗、精神生活、灾难赈济、出外发展等十个维度展开研究,从中发现那些“古为今用”的经验,探索更通俗更接地气地研究与传播公益的途径。

中国传统公益的脉络与表达方式是善与义

“善”“义”虽有别,但界限模糊,古人把慈善公益一块做了。行善的古人被成为“善人”、“义民”,朝廷也经常嘉奖他们。善发乎心,溢于言行。山西李家大院的“善文化”是很好的案例。人性本善,行善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基因。

传统公益的各个维度互相交融,寺庙、祠堂、义庄、义仓、同乡会都包含义学、义冢、施药、修路架桥等

善堂善会的“业务内容”也涵盖了生老病死多个方面。可见,古代民间做公益,不给自己设限,应社会问题而生。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现代人有个观点,什么都做,就不专业了。

传统公益存在差序格局,推己及人,且具有伸缩性

从至亲、族人再到同乡、陌生人。古代乡村通常是熟人社会、礼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比较强,知根知底,加上通过功德碑、芳名录、征信录等方式公开透明,这大概是古代“众筹”比较好做的原因。

古代社会,主要是士绅或者乡贤在做慈善公益

这个群体包括退休官员、商人、文人等。做慈善公益成为“积攒人品、增加声望”的有效途径。当然,他们的动机不仅如此,行善积德、余荫后代也是较为普遍的心态。

传统公益的生命力极强

寺庙、祠堂、义仓、书院、私塾、同乡会、放生、义诊……存活到现在,少则几百年,多则几千年。这些基于社会需求设计的传统公益慈善有其独到之处。

    叁          

在古代书院,这种自由讨论学问的方式叫会讲或讲会。此次雅集向书院传统致敬,就“公益与乡贤”主题展开讨论。文史作家、公益研究者袁灿兴指出,“乡贤”这个概念出现在明代,由官方给出了定义,即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

明清两代乡贤的确立,需要通过地方公举,并经官方审核批准,最后才能进入乡贤祠享受万代祭祀,不绝香火。因此,一旦成为乡贤,便可提高家族的声望,为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乡贤的荣耀是与其社会责任、社会使命成正比的。乡贤承载着家族与地方的兴盛之责,代代相传,使社会风气与民德皆归于厚矣。

乡贤的职责,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民国时期的乡贤,需要在地方建立新式学堂,引入新器物,使地方上的子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民国时期注重实业救国,让地区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仅如此,民国时期乡贤还在全国各地大兴乡村运动,帮助农民去除陋习,建立农业馆等等。透过乡贤的榜样作用,促使更多人投入社会建设的行列,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如降低贫富差距、缓解社会冲突等。古村之友发起人汤敏先生阐述了自己在做的新乡贤工程,并针对乡贤与乡霸的区别进行辨析。

雅集下午半场,四组学者嘉宾对寺庙公益、祠堂公益、善堂善会、书院公益进行专题探讨,精彩纷呈。

江南大学盖中辉老师在寺庙公益专题讨论会指出:公益追根溯源跟宗教有关系,寺庙公益也可以说是宗教公益、信仰公益,其背后是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现代公益以新教伦理为基础,追求效益,以最少资源追求最大效益,与商业类似。而宗教公益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以追寻人生价值为目标的自我崇高感、满足感。宗教和公益的结合,是对有限的超越,在公益中超越自我,超越小我。以台湾的慈济基金会为例,其发展壮大,来源于人们对信仰的回归。嘉宾们同时探讨了佛教公益当下延续与发展,尤其对佛教公益中的放生乱象进行了讨论,以及宗教公益的迷思。

宗祠公益专题讨论会

传益社合伙人毕维尹在宗祠公益专题讨论会上回顾了殷商至近代以来的宗族发展史,探讨宗族这一组织形式的公益生命力,从而提出,在古今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宗族公益应如何继承。

资深公益人常竹青结合自身在国际NGO的工作经验和对传统公益领域的研究积累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一个社区外来的社会组织缺乏生命力,例如项目管理小组、合作社,其内部治理、日常运作都比较依赖于外部力量,一但外来的力量离开,之前的很多努力也就随之垮掉。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庙会、戏班等则很有生命力,他们扎根乡土社会,有很强的社会认同感,也有相应的本土化的组织运作机制和办法,并有拥有很强的本土化资源动员能力,反倒能够相对持续性去运作下去,发挥更多的作用。

来自广东中山的传益社合伙人冯文源通过广东番禺的一个古祠堂善世堂修复的案例,发现,不光是修复祠堂这个物理空间,还建构了社区文化空间;不仅帮助宗祠家族,还有社区生活的所有居民。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认为,冯文源所说的宗祠前的那棵“定根树”具有传统公益的典型特征,进一步阐述传统公益更强调以下特征:在地化、自救、多中心、柔软的弹性等。于当下中国社会,基层公益组织可以起到破冰的作用。让公众先学会公共生活。另外,可以探讨当前的家族基金会借鉴宗族公益经验的可能性。

在善堂善会专题讨论会上,传益社合伙人杨若虚研究民国时期成都最大的慈善组织慈惠堂,了解到他们资金的来源,其中佃租收入、地租收入、房租收入此三项房地产在1944年慈惠堂总收入所占的比例约为55%;占据第二的是业务收入,培根火柴厂与工厂收益所占比例约为22%;这两类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约80%。

其他收入中比较高的而行政拨款与捐款收入并未占据很大比例,与今日之慈善组织的收入大相径庭。今日之慈善团体,据他多年在慈善组织的所见所闻,收入最多的两项是乃是行政收入和社会捐赠,这与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书院公益专题讨论会

在书院公益专题讨论会上,江南大学教授蒋明宏简要梳理了无锡近代书院的历史,并提到在无锡有好多义庄直接办义学。有调查材料显示,清末到民国时期,无锡90%的学校都是前面带姓氏的,说明当时主要不是政府办学,而是家族在办学,家族把办学视为最重要的公益和慈善举措,荣德生甚至明确提出“教重于赡”的公益慈善主张。

东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蔡家彬指出,明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召集无锡士绅创立的“同善会”,不仅是慈善组织,还通过施善活动劝善,每场活动交银三分(相当于如今60元),二分用于救济,一分用于购棺材,施与穷人,让参加者在施善过程中接受善的教育。

无锡历史学会会长汤可可总结陈词:

我们这一专题讨论的是书院公益。大家都说最大的公益是文化,而教育关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它的公益性不言而喻。讨论中,三位嘉宾不仅阐述体现于文化教育的理念,及其对于当今社会整合的内在价值,而且介绍了无锡公益教育的实践经验。其中包括东林书院高攀龙等人倡导的同善会,荣德生创办于梅园的豁然洞读书处,还有张津容先生正在推进的公益国学堂,从古代、近代到当今,表明无锡书院公益有着久远的传统,并且体现出递进发展的轨迹。由此我们足以增强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信心,因为我们既有自传统到现代不断发展的公益文化理念,更有多方和多领域协作推动公益的合力。

 

传益社成员亮相

此次雅集汇聚了一线的公益从业者、高校的公益研究者以及社会的公益爱好者,是公益慈善与历史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传统公益的民间研究从此有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