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集”源自于中国古代，专指文人雅士议论学问、吟咏诗文的集会。敦和基金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为使命，2016年起特推出“敦和雅集”系列活动，诚邀同道，凝聚智慧，开诚布公，集思广益。

2017年5月9日下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咖啡吧里座无虚席，在学生们自发响起的热烈掌声中，刘梦溪先生入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楼含松先生作为主持人为大家介绍了梦溪先生的学术成就及作品，而后回忆了在求学时代自己的老师一辈与梦溪先生的情谊，表达在浙大12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在校园里讲浙大校歌的词作者马一浮的特殊意义。

楼院长言毕，本次雅集的联合主办方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女士做了简短的致辞，表达了对浙大120周年校庆的诚挚祝福，而后简单回忆了与梦溪先生相识往来的故事，以自己的观察总结了先生在学术上的三点突出贡献：一是先生潜心于学问的研究，专攻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接通了传统国学与现代学术的通道，让致力于国学传承的青年学人能在站在一个很好的台阶上继续向前探索；再者先生虽已是76岁高龄，至今笔耕不辍，精彩大作不断；最后，先生不遗余力的提携后辈，诲人不倦。

致辞完毕，梦溪先生动情地追溯了老杭大一流的人文传统以及与它的种种情谊，随后以一句话开始了讲座：

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来世今生。

“国学”一词的来源

涉及到典故，“国学”很热，首先要区别一个问题，现在讲的“国学”是现代的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名词。

古代“国学”的名词很早就有，据文献记载，自《周礼》至《后汉书》皆有“国学”这个语词，这个“国学”是国立学校的意思，和现在讲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不是一个概念。比如《汉书》里面讲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是指乡学里面比较优异的人可以进入国学少年班，是指学校。以及《晋书》：皙博学多闻，少游国学。”《隋书》：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宋史》也是如此：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 以上所讲国学的概念皆是指国立学校，而不是国学这门学问。

唐宋以后，国学设在文庙里，后来国学还有接受后备官员培训的任务：比如乡学里面的优异者毕业之后必须进入国学学习，学习结束后才可以分配工作，甚至国外的访问人员也可以到中国的国学里接受培训。另外，庐山有一个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由南宋的朱熹真正建成的，在唐代末期白鹿洞学校还有，但不叫书院，叫庐山国学。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的意思，这和我们今天都在讲的有点热的“国学”，在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在学理和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

梁启超和现代国学概念的演变

现代国学的概念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是在1902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

1902年这个时间点再往前推4年就是1898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最火热的一年，特别是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这一年的八月初，慈禧发动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当时走在改革前面的谭嗣同被逮捕并杀害，其实慈禧想处置的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二人跑掉了，否则与谭将是同一命运。戊戌惨剧改变了变革人士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黄遵宪也是戊戌在案人员，1898年其在湖南担任盐法道，是陈宝箴改革的有力推手。政变后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在广东老家赋闲。这时梁启超流亡日本，两个人便有很多通信的机会，1902年两人通信的时候梁启超提出想办一个《国学报》，但是黄遵宪回信中讲到认为现在办《国学报》时机还未到。从而得知，在1902年，晚清的重要人物、大名人梁启超以及官员黄遵宪两人使用的“国学”概念不是中国历史上国立学校的概念，而是一门学问，想办报纸探讨国学学问。

其实1898戊戌变法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百日维新高潮之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劝学篇》，该书外篇的第三节为“设学”，在谈到学校课程设置的时候，他说宜“新旧兼学”，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是大家知道，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个关键词不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转译。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很多人的推许，一时“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其转述张之洞思想的时候使语词发生了变化，大家便也以此称之了。但研究学术史会注意到这个转换，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一直在探讨，直到今天这个概念还是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要研究思想史这个概念还要不断地检讨。阐述这段掌故是想说明，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中学”，与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概念在我看来大体是相同的。所谓国学相当于中国的旧学，也就是中国的学问，以“国学”相称。这个概念的进一步成熟是在1904年，该年梁启超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在第四节里他提出：现代新学流行，有些人担心新学流行之后国学将被唾弃，可能将不存在。”但是梁启超认为越是新学流行，国学越发有发扬的机会，因此国学的早期概念在当时大学者的看来其与西学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存在和弘扬的学问。今天讲我们讲国学，也不可有“国学”的提倡是为了对抗西学这个概念。

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梳

中学、西学和国学的概念提出来，但是没有人做分梳。在历史上对国学这个概念第一个做分梳的是胡适。胡适是新派的领袖，但是其从来不轻视旧学。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的年底，第二年决定创办一种刊物《国学季刊》，胡适其为撰写发刊词中写道：国学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但胡先生“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这一概念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纳，甚至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连“国故”这个词汇已经不再使用了，那为什么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个词还有一些流行？是因“国故”这个概念来自于章太炎，章先生在1910年出版了《国故论衡》中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所有都是国故，研究国故的是国故学，简称国学。同时“国故”这个词，在五四前后所引起的学界的故事也不少：在北京大学有两派，一派是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潮》杂志，另外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故》月刊，这两个杂志之间新旧两派还展开了很多的讨论。

后人也编过关于国故的讨论集，也有混淆，但是并没有提出国故本身就是国学，只是在现在“国学”热的环境下，很多不研究学术史的人士无限夸大，将所有中国历史文化定义为“国学”，甚至有将昆曲、京剧、书法也定义为国学的，讲其为国粹是可以成立的，是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最精粹的留存，但是定义为是国学就不妥。我有一个比喻，如果讲历史文化就是国学，等于把研究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学问混为一谈了，现在铺天盖地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之后希望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认为是20世纪最大的儒者，是马一浮，其给“国学”重新定义。

国学即固有学术？马一浮重新定义

马一浮先生被称之为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马先生是绍兴人，因为父亲在四川做县丞，所以他出生在四川。但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不愿做官了，全家又回到上虞县长塘乡老家。马先生学问非常好，但是他从来不在大学任教，也不写文章，但是无人不知他在杭州此地学问最好。

1936年4月，大气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竺可桢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4月25日接任，5月6日就注意到此间有马一浮其人，知道马先生是杭州的瑰宝，便立刻派人请马先生来浙大任教，并接连三次登门拜请。

本来马先生有所松动，但由于身份问题发生了周折。马先生做事情，是讲究名分依据的，若到浙江大学开讲座，但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名份上不妥，所以马先生提出来可不可以国学大师相称，或者授课的名义可否采用国学研究会的名称。此两项浙大方面包括竺可桢校长，都觉得不妥，认为“大师之名有类佛号”，而研究会在审批上也很繁琐。竺校长请联系的人与马先生再行商量，事情就暂时搁置下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日本人的侵略势力渐及浙江，为避寇浙江大学1937年年底内迁到江西泰和。马一浮也在逃难，几门亲戚，几个学生，百余箱书，先逃至桐庐，再逃至开化，当时非常艰苦，日本往前逼近，逃难十分艰苦，马先生便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开头说：“在杭承枉教，忽忽逾年。野性疏阔，往来礼废，幸未见责”。 然后说“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听说贵校已经迁江西，而且“誸诵不缀”，可见“应变有余”，让人钦佩。接着说自己年迈力衰，已不堪流离之苦。而“平生所需，但有故书”，一路辗转，或遗或弃，即使“不为劫灰”，也会被老鼠吃掉，这是我最感难过的。下一步局势如何，不好预期，如果日人大举占领浙江，逃难的方向只有江西。但自己一向于“赣中人士，缈有交旧”，不知“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本人“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这封信写得非常典雅，竺校长是非常聪明之人，见信便知马先生是不请自来了，马上派人专车接送，就把马先生接到江西泰和。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讲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浙大开讲的，首讲在1938年5月14日下午三时，竺可桢校长亲临听讲。以“楷定国学名义”为题，讲到底何谓国学。马先生认为“现在国学这个名字，其实不太合适，甚至觉得不适用，但是我也随顺大家，我也可以叫国学讲座。”国学这个概念还是过于笼统，人们把中国的固有学术叫国学，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这些学术史的系统在过去叫国学；三四十年代学术界统一的看法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马先生觉得过于笼统宽泛。并且如果国学只是中国的固有学术而和民众不发生关系，只是人文传统方面的人员所研究的层面未免又过于窄了，马先生认为是“依他起”，必须自我定义，所以讲国学事先要楷定国学名义，对固有国学不同意，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国学定义：

“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馀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於此，其馀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这里马先生的高明之见，六艺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定义六艺之学是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

文史哲分科之后，为何重提马一浮公案？

马先生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定义出来是在1938年，后来在将近70年的时间这个定义没有人提出，直到2006年10月有人开始把这段尘封的公案提出来，即本人在2006年对国学的发生历史和源流演变作了一次比较细致的梳理，写成《论国学》一文，重新论证马先生的定义，这个定义大有讲究。

马先生的学问组成有几部分，核心是“新义理之学”，是直承宋学而来的，宋学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和汉代经学之后的一个新高峰。有两个大学问在宋代产生，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史学，宋代的史学发达，有大人物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另外理学出现了，理学不仅是先秦两汉儒学的承接者，而且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是三教汇流的产物。但是“义理之学”在马一浮看来不够彻底。所以马先生学问的构成，一个是新义理学说，主要是把儒和佛结合起来，不同于宋儒之处，而是在宋儒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义理学说。这是学问体系中一大构架。

第二个构成是新六艺论，这个六艺论不同于孔子的六艺论，也不同于郑玄的六艺论（郑玄写过六艺论，但是现代看不到原稿），湖南变法经学家皮锡瑞的全集中也有六艺论。新六艺论“新”的之处就是对国学下的定义，这是马先生的极大贡献。马先生勾连新义理学说和新六艺论的思想是他的义理名相论。

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以及国学是固有学术的定义，都没有马先生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准确和深刻。国学是国故学的定义，内涵漫延得过广；国学为固有学术的定义，除了过于宽泛笼统之外，其现实操作层面也不无问题。国学为“六艺之学”的定义就不同了，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人做人立国，其精神义理的根基就在“六经”。

马一浮的国学论有何良苦用心

马一浮的国学论和他的新六艺论是一致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学”、“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四个环节

马先生六艺论和国学论结合的旨趣就是培养一代新人，要培养优雅的人，他叫做“六艺之人”，所以六艺论中包含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系统：六艺之学是研究六经的系统；还有所传授的六艺之道，把六艺之道在教育当中加以实施就是六艺之教，六艺之教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六艺之人。

六艺的学问系统很深奥，但是我们很幸运，有堪称六艺最简约文本的《论语》，《论语》讲的道理就是六经讲的道理，而且它把六经的道理化作日用常行，即马先生讲的“百姓日用而无自知”。六艺之理并不神秘，它和每个人心性连在一起，只不过我们的心性被灰尘遮蔽了。马一浮讲的“复性”，恢复人类的本然之善，教育的目标也在此。这也是《大学》之道三纲中讲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人性内心点亮，恢复人性的本然之善，恢复它内在的尊严，使他志不可夺，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独立人格。学者天天言道，道在哪里？说道在吾心，固不误也。但吾心之道，容易得一曲之偏。全体大用之道，或如庄生所说的“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可以说悉在六经。六艺之道与吾心合其德，方成得六艺之人。

对于六艺之教，马一浮先生实抱有至高的期许，他把立教的眼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能否破解国学教育的困局？

所谓为学要知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马一浮说的“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困，就是把国学按马一浮的定义实现，国学包括三个部分：经学、小学、国学教育。国学一课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开，应该变成通识教育，这是价值教育。本来开始我提出的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曾担任中文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我的《论国学》一书，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一主张等于在现在通行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说，何必只在小学呢？他说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正确。如果国学院一定要使用“国学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研究国学如何在小学、中学、大学设立课程、怎样编写教材、国学怎样进入当代教育。因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

今天我们讲马一浮也好，讲国学也好，我们最大的缺憾是真正懂经学的人越来越少。马先生培养六艺之人一定是懂文明礼仪之人，懂六艺之道之人。中国的百年教育，基本上运用西方的知识教育，丢失的东西是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专业知识，“解惑”是回答问题了，但是摆在前面的是“道”，现代的教育“道”不在前面，将传统丢失了。如果认可马一浮的观点，“六艺之学”即国学，那么，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的问题，就有着落了。

蓄古今之道，学国学从《论语》开始

以上所讲到“传道”的问题，道在哪里？道在六经，在《论语》。

二程（程颢和程颐）有一个说法：如果读《论语》的话，可以暂时不读六经。马一浮先生的提法是“《论语》里面有六艺”。我的结论是，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讲修身的话从知耻开始，《中庸》讲，“好学近乎之，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王国维先生讲课说“修身从知耻开始；学习国学的话，从《论语》开始”。孔子的《论语》是“思无邪”之书，得中国学问之正，《论语》里面就有六经的义理。

学习国学，学习六经，主要是为了“蓄德”。蓄什么德？近年我从《易经》、《礼记》、《论语》、《孝经》等中国最高经典中抽绎出五组概念——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都是直接关乎做人和立国的价值论理。我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诚信来自《易经》乾卦的爻辞，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是六艺典籍中的最重要的价值论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论理。所谓国学，就是通过立教来传育这些万古不磨的价值论理，以培养、熏陶、涵化新时代的“六艺之人”。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合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实际上，这些价值论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外国人，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中国人不主张把世界差别开来，觉得人大体上都往一个方向走，只是道路不同，最后肯定走在一起，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是文明的陷阱。

当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的时候，说过“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他说只有具备了此种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马一浮先生的思想和信念，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致力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学人的思想和信念。

讲座最后，梦溪先生提议大家合唱由马一浮先生作词的浙大校歌，师生同唱，歌声悠扬，情景感人，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