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受益于实践的需求，公益慈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当前公益慈善研究起步晚、人数少、能力弱的现状导致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没有很好的对接。资助型基金会如何促进公益慈善研究和支持研究人才，如何改善学术和实务两张皮的现象？
2018年4月26日，敦和基金会联合公益慈善学园举办“公益慈善研究人才支持与发展研讨会”，特邀11位实务界与学术界的代表，以对话的方式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建言献策。
主题发言 - 资助基金会如何支持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发展？
学术界的声音
俞祖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日本资助型基金会（财团）主要资助三个方向：研究或项目、奖学金、对个人或团队的表彰。现有资助型基金会2000余家，其中有571家基金会资助研究。俞教授认为，资助型基金会是社会进展的助推力，相比之下我国资助型基金会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助功能和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开发。
耿云（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首先，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需要建立人才梯队制度，资助应更多关注和面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向前延长梯队建设；其次，开展实务工作需要以理论和研究为基础，然而公益组织自身往往缺乏研究能力和资金来邀请相关学者开展研究，这就造成了研究和实务之间的壁垒，因此耿教授建议资助型基金会可以在重要议题和领域上实行学术与实务的双向资助，例如，资助学者对实务机构开展能力建设或咨询工作。
周如南（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周教授提出了一些思考：知识生产的路径有哪些，是学院派的自上而下？行动派的自下而上？还是研究学者深入一线、一线生产知识，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现阶段公益慈善发展处在什么样的范式阶段？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周教授认为公益慈善领域和传统学科不一样，公益慈善更强调应用性，研究需要与实务打通，因此行动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研究应该与公益慈善场域的范式变化相结合。
罗文恩（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罗老师对如何支持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发展提出了四个建议：一是优先资助可塑性强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二是资助的研究议题要包容，尽量不设置领域和方向；三是提高研究资助的影响力，通过传播做外部支撑，与学术期刊合作做内部支撑；四是通过增值服务持续做人才支持，搭建社群网络，并通过研究方法类训练营、小额度自由探索研究，提升学者的专业性和创新性。
景燕春（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即将赴任）
研究网络和平台性研究机构对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至关重要，好的研究平台能提供相关领域的前沿和动态、数据、共同体支持以及资深学者的辅导。但同时小的议题研究网络也非常关键，更能增进相似议题研究者之间的粘性和深度交流。另外，景老师提出了公益慈善研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建议资助也应注重资源和人才的区域化流动。
实务界声音
孙春苗（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
唐山（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
唐山介绍，敦和基金会围绕学术研究、传播倡导和文化产品三个方向开展慈善文化领域的资助，目前已开展了包括竹林计划、公益慈善学园、中国慈善文化论坛、公益知识库等品牌项目。孙春苗表示，未来敦和基金会将继续着力于慈善文化的研究、倡导与践行，支持研究网络和平台搭建，最终以文化引领公益、公益支持文化。
安亚强（老牛基金会秘书长）
安亚强介绍了老牛基金会参与发起或资助的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信托研究、儿童探索博物馆等项目，分享了公益慈善研究的三点体会：一，公益慈善研究首先是基于需求；二，需要结合实践不断创新；三，部分研究领域更需要有耐心。
李北伟（億方基金会秘书长）
从“人本、专业、创新、前瞻”的价值观出发，李北伟分享了億方基金会公益研究的资助理念，并介绍了青年学者资助项目“菁莪计划”。“菁莪计划”的资助侧重“以人为本、结合实践、推动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研究能力”。李北伟赞同罗文恩老师的建议，研究方法训练营是很好的支持方法。
李劲（三一基金会秘书长）
李劲秘书长认为，目前公益慈善领域从价值观到方法论乃至工具层面的研究和应用推广都应加强。 三一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科学公益，我们认为这是构建有效的公益部门的途径之一。通过支持公益的理论研究、行动实践和提升公众认知，让科学公益助力实现公益的真正价值。
夏天（沃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夏天以沃启基金会的工作为例，介绍了实务届研究机构的工作状况，实务领域对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已经产生巨大的需求，为行动服务的研究将会有效引导公益资源和推动改变。她分享了沃启基金会开展的“公益知识库”、公益导航研究、公益行动者研习营三个核心产品，旨在帮助公益行业提供领域知识、问题识别及针对性解决方案、实务派方法论训练。
自由讨论 - 如何看待和改善学术和实务两张皮的现象？
主持人：李健（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学园负责人）
第一，从知识生产的全过程来解释“两张皮”
公益知识生产在入口、过程和出口都存在问题。在知识入口上缺少原材料：一方面缺少一手数据，官方公布出来的数据信息滞后片面；另一方面二手资料获取困难，学者与实务机构之间存在调研壁垒。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上，研究机构没有专职人员、研究经费，只能以老师带学生的形式进行研究，造成永远是新人做研究，无法形成知识沉淀。在知识的出口上，关注知识成果转化的机构和人才少，知识成果难以有效转化。
第二，从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来看待“两张皮”
行业内存在一定误解，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而非理论指导实际。行业需要行动研究用以指导具体的项目和案例，但是也需要学术理论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更前沿的引领。
第三，从体制外推动来缓和“两张皮”
高校体制内的考评机制，即以核心期刊发刊数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考评机制，与美、日等从研究的社会影响性和社会服务性等成熟的综合考核机制比，限制了学院派研究学者的学术创新热情。部分嘉宾探讨了从体制外认可反推体制内认可的可行性，比如资助学者到国际顶尖学术会议发表研究、设置有公信力的奖项等，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相关研究在体制中的认可的可能性。
总结点评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选择谁、投向谁、为什么、怎么做四个方面进行总结点评。一是“选择谁？”：基金会面向体制内还是社会草根？面向于研究成果还是人本身？面向硕博生、青年学者还是某一个学派？面向的区域是面向高地还是洼地？二是“投向谁？”：普惠式资助还是精英式资助？资助学术研究还是行动研究？三是“为什么”，是知识生产还是行动改变？两者有相关度，知识生产是朝向行动改变的，问题导向的研究一定跟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怎么做？”：研究是进入到正式高校系统，还是研习营，还是民间大学，还是传统的师徒模式？资助是资金的给予，还是方法、新技术的应用，还是议题的设置和平台的搭建？
公益慈善研究的三个趋势和现象
陈越光（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
陈越光在总结发言中,针对讨论中的“体制考核指标压制研究”“支持成名者还是青年人”“研究领域的选择”问题，提出了“公益慈善研究的三个趋势和现象”。
第一，学术研究资源的多元化将造成学术生产的非体制化趋势
我们的学术生产长期以来都是体制化的，因为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实行行政化，学术研究的经费和资源是体制保障的。学者为什么都集中在体制里？第一，体制给学者提供了生存和研究的资金、物质条件；第二，知识储备在体制里，比如图书馆和资料馆；第三，体制里的师门传承和共同体的交流、认可，共同体的认可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第四，体制赋予学者社会身份的认可。近十几年来，以上这几点都在变化，非体制化的资金物质供给正在增加，知识储存在互联网云端自由开放，新型的自主结合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出现……所以陈越光认为“非体制化的学术知识生产是一个新的趋向，将创造多元的格局。”
第二，慈善界新老交替在未来五年中将呈现加速度趋势
中国公益慈善的新生态已经出现，它绝不是老一辈经验的延续。公益慈善的未来不在今天的延长线上，而是被新一代创造、开拓出来的。未来新的规则、新的业态、新的知识体系，都要由新一代来创造。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开启的公益慈善事业，在慈善文化研究上空白尤其严重。新一代在“慈善文化研究”和“跨界”上一开始就比老一代具有明显的优势。陈越光认为，资助型基金会要和年轻人尤其要和敢于挑战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他说“上世纪中叶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物理学大会上，当一位老物理学家演讲完走下讲台时，在场的美国总统走过去要搀扶他，老物理学家用这样一句话来拒绝：‘总统先生，按照物理学的定理，一个物体下落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你应该去扶那些正在上台阶的年轻人。’我认为这个领域的资助型基金会应该记住这句话，要做慈善界新老交替趋势的推进者。”
第三，公益慈善研究领域的弯道超车趋势
陈越光说，中国慈善界存在梯级滞后现象，我国慈善事业整体滞后于社会发展；在慈善事业中，慈善文化滞后于慈善组织发展；在慈善文化中，慈善研究滞后于慈善传播发展；在慈善研究中，慈善文化的传统文化支撑以及慈善的观念意识如何转化为慈善行动的研究，滞后于慈善文化的历史研究和伦理研究。具体到资助项目，敦和基金会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合作开展“竹林计划”和“中国慈善文化论坛”，今年敦和基金会在这两个项目上要突出体现价值观和理念。竹林计划的战略定位是面向慈善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将在“选优支持，联网共进，扩大范围，公正评选，创建平台，合理要求成果”六个方面做出改进和升级。陈越光认为慈善文化研究上的梯级滞后现象，形成了慈善文化知识生产领域的一些“洼地”，正在引起研究者和资源提供者的注意，也就可以预期一种弯道超车的趋向。
参会人员合影
